保险十年：资本君临天下 银行系险企凶猛

　　【编者按】十年风雨话沧桑。恐怕没有哪个十年比2003-2013年更配得上沧桑巨变、精彩纷呈这些词了：中外资同台竞技，中资从“狼来了”的惶恐到令外资难以望其项背；几大国有保险公司完成改制上市，中国人寿一跃成为当年全球最大保险IPO，中国平安入选9家全球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名单；民营资本的红与黑，各种资本力量导致的职业经理人流转的故事；城头变换大王旗，“银行系”、“地方系”粉墨登场；险资运用大开闸、预定利率市场化改革……直至2013年这个大数据大时代的到来，互联网金融成为年度不二主题。

　　每个行业的发展都会打上深刻的时代烙印，保险业也不例外。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奇迹的洪流，裹挟着稍嫌稚嫩的中国保险业滚滚前行，书写了突飞猛进、风起云涌、跌宕起伏宏伟进程。基于技术和模式的创新，中国保险业未来或许还可以在保费收入上再攀高峰，但再也不会有这样百转千回的咏叹，荒芜开垦、又肆意生长的年代已经远去了。

　　开放中崛起壮大，转型中蕴含变革，十年跨越，市场化的内生力量不断得以体现。

　　十年巨变：市场化的内生逻辑

　　用“黄金十年”来描述中国保险业过去的十年应该并不为过：全国保费收入从2003年的3880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1.55万亿元，年均增长两成以上，相当于GDP的1.4倍；保险密度由人均287元增长至人均1144元，增长4倍；保险深度3%，比上世纪90年代增长一倍多。2012年底，国内保险公司数量达到162家，保险公司总资产达到6.9万亿元，6家保险公司在境内外上市。世界排名跃居第4位，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新兴保险大国。

　　2003年前后，合资寿险大扩容拉开中国保险业“黄金十年”序幕；2005年前后，民资突进，十八路诸侯兴起；2010年前后，“地方系”潮涌，和股权更迭后的“银行系”共同上演动物凶猛自老人保独步天下，到80年代人保、平安、太保三家分立，再到1996年后泰康、新华、永安、华泰、华安5家股份制公司创建，中国保险市场实现首次市场化扩容；自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中国保险业加大对外开放之后，保险市场已迎来三拨批筹高峰。十年间，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我国保险市场已基本形成了多种组织形式、多种所有制并存，综合性公司与专业性公司、中资与外资保险公司共同发展、公平竞争的市场格局。

　　第一批是2003年前后，以中意人寿、中英人寿、恒安标准人寿、中美大都会人寿等为代表的合资寿险公司。

　　回首外资这十年，加上此前1992年回归中国的友邦保险、1996年成立的中宏人寿、1998年成立的太平洋安泰人寿(现建信人寿)、安联大众人寿(现中德安联人寿)、1999年成立的金盛人寿(现工银安盛人寿)、2000年成立信诚人寿、中保康联人寿(现交银康联人寿)，外资整体发展并不尽如人意，不仅在保费收入上没有显示出威力(2005年全面开放的当年，外资寿险公司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一度攀升至8.9%)，而且由于合资模式的制度性局限，战略选择摇摆不定，时有股权更迭、走马换将等新闻见诸报端，业界也有了“外资到底是狼还是羊”的热议。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认为，外资只是需要较长时间来消化中国保险市场广阔性所呈现出的巨大差异化、复杂性，直至真正“本土化”。且外资近年“减股不离场”的做法也表明外资仍然坚持在中国的战略布局，并没有放弃对中国市场的企图心。

　　第二批是2005年前后，以合众人寿、国华人寿、华夏人寿、正德人寿等为代表的多数由民营股东组建的中资保险公司，媒体称之为“十八路诸侯”。

　　2005年前后获得批准筹建、开业的这批保险公司中，有一半以上的股东来自民营资本。本轮民营资本入主保险业的目的可以说不一而足，有的是将入主保险业当作战略性的投资行为；有的希望通过进入保险业收取保费为自身产业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还有的则希望通过股权投资并在适当时机转让实现投资增值。

　　必须要承认，过去十年，由于民营资本内在的短期趋利性，这十八路诸侯在保险业这池春水中吹起了阵阵涟漪，经营策略上偏激进，创下一个又一个保费飙涨神话，同时也在市场留下了太多投资方与经营层嫌隙渐生的内斗故事。

　　第三批是2010年前后，以紫金保险、浙商财险、泰山财险、珠江人寿、前海人寿等为代表的十数家由地方政府牵头、股东多为具有国资背景的地方大型企业的地方法人保险公司。

　　由于成立时间尚短，这批“地方系”公司对整个保险市场竞争格局还没产生太大影响力，但终究会在市场上有他们的位置，这从“地方系”领头羊——紫金保险成立四年就挺进产险20强可见一斑。

　　资本君临天下，保险精英很多时候只是在扮演马前卒角色。国资力量强势进入、民营势力曲线围剿、外资股权顽强坚持，保险市场的人才流转故事会越来越有看头大路朝天。不断开放的保险业的“天”已悄然发生改变，保险江湖上流传的将会是越来越多资本玩家和技术新贵的传说，而非昔日的保险英雄。

　　梳理中国保险业的人才脉络，不难发现，虽没有明显的派系林立，却也国资血统和市场化力量泾渭分明。

　　中国保险业自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而来，后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拆分为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再保险，这三家均为人保嫡系，与专注于海外业务的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源于交通银行保险司的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组成根正苗红的“国字号”保险公司。其各大小当家人均属“国资血统”，基本稳定，除了有些监管大员加入，几乎没有渗入其他势力。

　　中国平安堪称保险业的黄埔军校，经年为除国寿、人保、太保外的各公司“输送”各级人才，出身“平安系”的保险公司大佬不胜枚举。

　　当然，2010年后，市场上活跃着一股新的势力——“新华系”。以2010年初原新华人寿总精算师兼产品中心总经理杨智呈、销售中心总经理高焕利、运营中心总经理赵子良3人集体转会生命人寿拉开序幕，此后，生命人寿、天安人寿、华夏人寿纷纷“新华化”。

　　无疑，高管的命运与资本的力量总是如影随形，这些人才流转故事的背后都有一股民营资本势力的影子。

　　外资职业经理人也是中国保险业人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十年，外资的人才策略也越来越“本土化”，更倾向于任用有过海外经历的中国脸(譬如友邦保险中国区总裁蔡强、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首席执行官谭强、华泰人寿总裁李存强)，而非“洋面孔”，或港台人才。2003-2005年，多数合资寿险公司均由来自香港、台湾的职业经理人掌舵，甚至平安也引入了黄宜庚、梁家驹、李源祥等海外军团。彼时也是寿险营销最为鼎盛的时期。

　　十年过去了，港台军团徒留现任工银安盛人寿总裁的张文伟、中荷人寿总经理张剑锋、海康人寿首席执行官马君硕，“洋面孔”中除了中意人寿总经理易思乐外，熟知的面孔已经甚为少见。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银行系”保险公司的强势崛起，来自各大银行的高管汹涌而来，担任要职。“地方系”保险公司中地方国企股东势力也在慢慢显现。同时，由于近两年对新技术的强调，一些互联网、电商行业的技术人才也必将进入保险行业。

　　中国保险业在不断开放、不断推进市场化进程的过程中，吸纳了各行各业人才，他们和昔日的保险拓荒者一起组成了当今中国保险业人脉。

　　2003-2004年：中资分支机构大发展；2005-2009年：投连等理财产品引领的银保业务井喷；2010-2011年：电销兴起；2012年：布局网销。未来保险业发展靠什么驱动？基于新技术创新，基于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基于服务民生的政策红利十年市场发展，保险业围绕两个关键词：崛起和转型，在开放、创新中崛起壮大、快速发展，在转型、调整中变革升级。

　　入世后，扩容启幕，中资、外资机构数量翻番。其中，中资机构抓住市场开放进程加快的难得机遇，告别单打独斗的作业局面，拉开了省级分公司、地市级中心支公司大发展的序幕。

　　2007-2010年，寿险业渠道和产品创新蓬勃发展，迎来新一轮快速增长期。随着资本市场牛市来临，保险业投连险、万能险等投资型险种热销。这一时期也是银保业务崛起，驱动行业快速增长的阶段。

　　然而好景不长，进入2010年，前期行业高速发展积累的矛盾和问题日益暴露，粗放式增长带来的“三高一低”问题突出。

　　正如前任保监会主席吴定富在2010年全保会上曾表示，中国保险业总体上发展粗放和结构不合理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粗放发展主要体现为高投入、高成本、高消耗和低效率。“现有的资本、人才等市场要素，支撑不了高投入、高成本、高消耗、低效率的增长模式，不改变和调整，只有死路一条。”吴定富指出。

　　转型调整无可回避，就寿险业务来说，自2009年结构调整、2010年转变发展方式以来，寿险业务发展有了全新的语境。

　　未来保险业发展靠什么驱动？

　　或许基于新技术创新应用的商业模式创新。平安产险凭借电话车险带来的数百亿元保费，以绝对优势跻身国内第二大产险公司；国华人寿创下3天过亿元的保费神话，刺痛业界神经；2013年贯穿全年的互联网金融大讨论，更是让“科技引领金融”的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或许基于市场化改革的深化。2010年7月，闭门讨论了近三年的人身险预定利率是否放开问题，以征求意见稿的形式出现在了保监会官方网站上。2011年8月，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悄然重启，车险费率独立开发权与偿付能力、综合成本率挂钩。2013年10月，预定利率终于放开，各公司积极反应，快速推出突破2.5%的产品，销量上也颇有斩获。

　　或许基于服务民生的政策红利。政策红利对于保险业来说，就像“玻璃门”——看得见，摸不着。从2012年9月出台的大病医保新政来看，保险业在服务民生方面还是大有可为，并且也有了一些成功经验，比如“湛江模式”。同时，在新一届政府明确将“有所为有所不为”作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提出要处理好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的背景下，中国保险业应该可以在社会管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真正凸显保险的意义。

　　监管理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加快发展到科学发展，从做大做强到稳中求进，从粗放发展到守住风险底线，从支持市场主体发展到保护消费者权益对于还处在发展初级阶段的初始时期的中国保险业来说，监管的影响力比其他成熟市场明显要大。应该说，保险行业的各级监管系统也勇敢承担了这份责任，譬如，力挽狂澜使产险业走出亏损泥淖迎来盈利好年景的“70号文”的出台，北京保监局将“见费出单”上升到监管制度层面，在全市推行。

　　虽然业界对监管也曾有“越俎代庖”、“矫枉过正”等议论，但直面困境、勇于挑战、敢于担当，或许这正是中国式立足于实践的改革创新的内核。

　　必须要看到，十年监管，监管理念发生了根本变化，从过去的“铺路搭桥”促发展，到现在的完善规则规范前行，重新厘定“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并不是新概念了，这两年在各级媒体上也多处可见对“改革顶层设计”的呼吁。对于保险业的顶层设计，其整体性、全局性、长远性、重大性目标的设定及实现路径，我们或许可以这样理解：不论是强调严格监管，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这一根本目的，还是重拳治理车险理赔难、寿险销售误导，等表现形式，都是为了提升行业形象，营造保险业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从而实现保险业的再跨越。

　　先发展，后治理，还是先治理，后发展？在特定历史阶段下的历史问题不必过多去评价，只作为未来再出发的镜鉴。中国的问题习惯于偏左或偏右，或许需要重温这句话：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要把装在政府上的手装到市场上去”，来自上峰的时代最强音给各行各业定下了发展的主基调。中国保险业市场化改革的大幕随着预定利率的放行已然拉开，开弓没有回头箭，只有一路向前。正如保监会主席项俊波所述：“什么时候改革都不晚，但一定要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