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灾险迟迟难露面 芦山地震倒逼巨灾险落地
如何构筑巨灾保险体系
巨灾不等人。从汶川地震以来，我国又相继经历了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等多次巨灾损失。尽管一直缺少巨灾保险的保驾护航，但在多次巨灾面前，我国采取了举国救助的方式。每当巨灾出现，全国各地的志愿者、援建者都会奔赴灾区。在很多人看来，这样应对巨灾还是挺成功的。
但是郝演苏说，当巨灾出现的时候，政府紧急拨款，号召全社会捐款。每次都是这样的操作方式，已经让一些普通民众产生了错误观念，认为国家总是要管的，自己不必为风险提前做准备。在郝演苏看来，这也是巨灾险迟迟不能推出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在一些灾害发生频繁的国家，对待这个问题却是另一个思路：
在新西兰，当个人购买商业保险的时候需要每年多支付50新元作为巨灾的基金。如果巨灾造成房屋损失，个人将得到不超过10万新元的补偿作为重建费用，但如果不交这笔钱，因巨灾造成损失，个人将得不到任何补偿。“我国却不管这些，每次巨灾都是政府来管，有时候，捐款还给人强制摊派的感觉。”郝演苏说，捐款的使用管理也面临巨大挑战，这些年，一些慈善机构也受到质疑。
郝演苏告诉中国青年报笔者，其实很多国家都已经有了很好的制度设计，就是为巨灾保险建立一个基金池——个人每年强制性地支付很少的钱，汇聚在一个基金池里，作为巨灾出现后的基本保障。商业保险公司在此基础上研发产品，将超出部分的损失纳入保险范围。这样一来，就能将巨灾造成的巨额损失降到最低。这种做法有些类似交强险和商业险的关系。这样做的好处是政府通过基金池承担了巨灾损失的基本部分，商业保险可以负担超出的部分。
由于我国没有相应的政策，政府不对巨灾的基本损失进行兜底，商业保险公司就无法在此基础上进行产品研发和推广。在赵桂芳看来，建立巨灾的基金池非常重要。她觉得，面对巨灾，需要的是一个综合的保障体系，这其中包含政府，也包含保险公司、社会救助等。
“巨灾的发生率不大，但一旦发生就会造成巨额的财产损失和人身伤害。”赵桂芳说，这需要政府牵头，多方合作。每一次灾害发生之后，保险产品应该在其中可以起到资金补偿的作用，但灾后的补偿是多方面的，需要一个巨灾的基金池。要打通融资的渠道，与资本市场连接起来。对此，在立法上要有机制，税收上也有优惠政策。
赵桂芳告诉笔者，在当今社会，巨灾风险具有突发性强、风险结构复杂和损失程度大的特点，决定了任何单一的灾害补偿形式都不可能真正解决巨灾的补偿问题，而是客观上需要一种混合型的灾害补偿机制，即由多层次巨灾补偿方式共同构成社会化的巨灾补偿机制。
在日本，对巨灾的保险机制就是如此。
“日本政府成立了国家的再保险公司，对风险进行分散，再加上商业保险公司的产品，以及民间多种组织的互助资金，共同构筑了巨灾保险体系。”赵桂芳说，保险是风险管理的经济手段，企业和个人要对自我风险进行判别和认识，要考虑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对风险预防做出准备。
不过，从目前看，我国居民在此问题上还显得有些后知后觉。据统计，尽管我国居民住宅消费发展迅速，但家庭财产保险的渗透率大约只有5%，企业财产险的投保比率也只在20%～30%，而公有非企业财产的投保率则更低。虽然这几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都在35%以上，但财产保险的年增长率却不到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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