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人命牵出搬家行业潜规则：高风险没保险

 
　　邓小刚也是其中一员。

　　“15岁就和大人去新疆摘棉花。”哥哥邓小彬依旧记得，那年他弟弟刚刚初中毕业。

　　“他成绩中上，是可以考上高中的。”邓小彬回忆，但是他却认为家里实在贫困，必须出去挣钱。

　　1997年，邓小刚和经人介绍认识的朱碧华结婚，次年生下第一个女儿。随后，夫妻二人开始到福建一家鞋厂打工。

　　“每天工作完回到家已经是凌晨一点”回忆起在福建打工的日子，妻子朱碧华就强调一个字，累！

　　“每天早上7点上班，平时没有任何假期，只有过年放十多天的假。”但即使这十多天也因为春运太挤而回不了家，两口子只能窝在简陋的宿舍里面看电视。

　　事实上，邓小刚的经历正是这一代民工群体的缩影。记者走访当地诸多与邓小刚年龄相仿的村民，得到的回答出奇地一致，打工，挣钱后回老家修房娶妻，再继续打工。

　　邓小刚不想再过这样漂泊在外的日子，他想回到家乡的决定是在第二个女儿出生五年之后。

　　2009年底，邓小刚开始在成都找工作。

　　老家邻居李武林几年前就在成都做起了空调装卸的活，如今他所在的空调装卸队伍已经形成了10多人的规模，而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全兴搬家队空调装卸业务的中间介绍人，“搬家公司有活干，联系上我，我再找工人去承接”。

　　因为是熟人关系，邓小刚很快在李武林所在的空调装卸队伍开始了两个月的学徒生活。2010年3月，邓小刚正式成为空调装卸工中的一员。他的搭档是李武林的弟弟李双林。

　　“弟弟回来发展可以照顾家人。”哥哥邓小彬透露，自从生下第二个女儿以后，朱碧华便患上严重腿疾，走不了远路，甚至干不了稍重一点的活。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回来本来是一件好事，却在瞬息之间酿成悲剧。

　 “意外”掀开潜规则

　　这是一个神经大条，习惯了高空作业的群体。十多个空调装卸工人挤在一个逼仄狭小的空间里，上下铺的铁床，随意堆放的工具，工人们用山寨手机大声地放着网络流行歌曲。

　　李双林喜欢这样简单自由的生活，“忙的时候，两人一组，装卸空调，闲的时候，聚在一起喝小酒，打小牌。”

　　事实上，他们的真实生活状态并没有李双林描述的这么美好。

　　这个特殊的工种，最显著的特点是，高风险，低收入。

　　“只有在天气最热的那几个月能拿3000多元，更多时候每个月工资只有1000多元。”同时，工作下来，间或还能听到同行受伤或者致残的消息，他们会商量以后上工的时候要倍加小心。

　　而在高风险低收入的背后，却又不断充斥着恶性竞争和行业潜规则。

　　“我们通过中间人联系搬家公司，有活干就叫上我们。”一位从业多年的空调拆卸工告诉《读者报.影响力周刊》，这样的代价是空调拆卸工们要返还全部的拆卸费和安装费。

　　“也就是说，空调拆卸工们从搬家公司拿不到一分钱。”上述这位空调拆卸工进一步解释说，有时候，安装或者拆卸时，工人会故意弄坏空调管子之类的零件，再换上新的零件等，把收取材料费用来作为拆装空调的费用。

　　很多时候，收取的材料费还要上缴一部分给搬家公司。

　　“工人们这样做也很无奈，他们的生活很窘迫。”运气好的时候会有一笔大单子，给整栋楼安装上百个空调。但这样的单子往往结算时间很长。“他们会跟搬家公司算账，钱付给搬家公司之后，才轮到我们拿钱。”上述那位工作多年的空调拆卸工说。

　　从安装空调到最后的结算往往间隔好几个月甚至一年，邓小刚所在的空调装卸队伍就曾经给四川某大学安装多个空调，但至今还没收到工钱。

　　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由十多个人组成的空调装卸队伍，却没有任何劳动合同，亦没有人购买保险。“这和他们跟搬家队临时合作有关。”

　　即使是搬家队真正的员工也很少有人签合同买保险，更别说这些只是临时合作的工人。

　　一家搬家队的个体商户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称，成都仅有10%的搬家队叫公司，还有40%的是个体工商户，俗称“搬家队”，其中甚至混杂着连营业执照也没有的“黑搬家队”。

　　在这种情况下，仅有正规公司会和员工签订合同，为员工购买保险，“其他的小搬家队，面临着人员流动大的问题，想买保险也不现实。”

　　而记者走访的更多空调拆卸工人则认为买保险会花掉一大笔钱，而这钱实际用处不大，就像把钱扔水里，有去无回。

　　在全兴搬家队工作的一位工人说，负责人曾为他购买了综合保险。但他把保险退了，“我每个月工资才1000多元，买保险就是100元，也不晓得能干好久，买来干啥？”

　　如今，一颗顽固的螺丝钉引发意外命案，打破了某种既定生态平衡，改变了空调装卸工们的现实境遇，“螺丝钉”不再顽固。

　　记者采访到的多家搬家队负责人均表示，“要给员工买保险，不属于公司的装卸工，也劝他们自己买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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