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养老险税优政策即将出台 或提高退休金缴费年限

所谓职工养老储备，即职工在工作期间已经积累和即将积累的用于养老目的的各种权益、现金流和资产。“职工养老储备”不仅取决于已经积累水平，更与养老金增值水平相关。

报告显示，2015年中国职工养老储备指数为59.7，接近评级基准第三档(基本水平)，表明基本满足城市职工养老储备要求，但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具体来分析，一级指标(充足度、稳定度和认知度)中，稳定度最高，指数值为62.6;充足度次之，为59.2;认知度最低，为56.6。

其中，中国养老储备指数反映出的行业、企业养老储备指数不平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企业年金制度和个人商业养老保险制度不协调等问题尤为突出。

对此，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杜永茂建议，“未来，提升职工养老储备可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大幅增加企业提供的或个人自行购买的各种商业性保险和年金产品;二是重构家庭大类资产配置，降低银行储蓄和不动产偏好;三是要在现代保险快速发展的基础上，推动全社会福利观念的根本转变，不能再过度依赖国家所提供的社会保障，而应该尽快倡导并形成市场福利主义，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新的福利体系和制度架构。”

郑秉文认为，我国商业性养老保险投保比例远低于发达国家，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是税收制度的制约，税收优惠政策迟迟没有出台。但他透露，商业养老保险税优政策即将出台，时间预计在12月底。

国企职工养老储备指数最高

在分行业职工养老储备指数中，“金融业”和“采矿业”最高，同为62.1。紧随其后的是“房地产业”和“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测业”，分别为60.8和60.7。而“住宿和餐饮业”职工养老储备指数最低，仅为57.4。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表示，“职工养老储备指数较高的"金融业"和"房地产业"主要得益于较高的收入水平，"采矿业"和"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测业"主要得益于较为完善的保障机制。职工养老储备指数较低的"住宿和餐饮业"等，可能与行业正规化程度较低且收入不稳定有关。”

具体到企业类型，职工养老储备指数更是具有明显差异。其中，最高的是国有企业，职工养老储备指数为63.8。

报告分析称，“这符合民众对国有企业的通常认识，即国有企业员工不仅具有较高的收入水平，而且工作相对稳定、其他保障措施相对到位，因此充足度和稳定度都高于其他类型企业员工。不过，国有企业社会竞争性并不充分，职工忧患意识相对缺乏，因此认知度较低。”

其次是外商投资的企业代表处和港、澳、台商投资的企业，职工养老储备指数分别为63.0和60.7，皆高于36个大中城市的平均水平;集体企业和其他类型内资企业(以民营企业为主)职工养老储备指数最低，分别为59.5和56.1，影响了整体水平。

另外，不同规模的企业，职工养老储备指数差异也比较明显，但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对10000人以下的企业来说，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职工养老储备指数也相应增高，但对于10000人以上的企业而言，却没有继续这一趋势，“原因可能在于线下调查有相当比例的受访者属于大型制造企业的一般职工，从而影响了相应人的指数数值。”

社保三支柱模式不相协调

三足鼎立的局面，迟迟没有出现在中国社保三支柱模式中。

从调查情况来看，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密度在80%及以上职工占到了样本量的45.1%，而只有9.2%的职工没有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平均缴费密度为73.2%。

报告表示，“目前，基本养老保险从制度上已经全覆盖，而且参保人数在持续增长，距离参保全覆盖的目标越来越近，当然难度也越来越大。从调查中发现，覆盖程度最低的主要是年轻人，因此政策选择上应该向这些人倾斜，比如通过改革强化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激励性，增加企业为职工参保缴费的积极性，从而进一步提高年轻人的覆盖率。”

然而，在全部调查样本中，参加企业年金计划的职工人数比例仅为35.5，其中线上调查数据显示为34.7%。报告分析，“虽然这一数据由于样本的局限性显然高估，但不争的事实是中国企业年金发展严重滞后。可以说，加快发展企业年金应该成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但短时间内似乎难以破题也是不争的事实。”

个人商业养老保险也是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调查结果上来看，41.3%的受访者已经购买了个人商业养老保险，其中线上调查结果显示这一比例为45.2%，均高于企业年金计划的参保率。报告认为，“基于中国的发展阶段和现实情况，这一结果较为理想，当然与调查对象的特殊性有一定关系，但就长期而言，进一步发展个人商业养老保险不仅是形势所迫，而且其具有较大潜在空间。”

对于以上结果，一位不愿具名的养老险公司人士坦言，“我们国家构建社会保险制度、企业年金制度和个人商业养老保险制度的社保三支柱模式严重瘸腿。无论是从广度，还是从深度来讲，后两项都难以称之为支柱。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城镇职工养老还将主要依靠国家基本养老制度即社保制度。”

在郑秉文眼中，增加第二、三支柱的比重具有一定的紧迫性。如果第一支柱基本社会福利发生变动，费率和水平受到影响，显然需要第二、三支柱替代，因此发展第二、三支柱是未雨绸缪。

他表示，“我国商业性养老保险投保比例远低于发达国家，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是税收制度的制约，税收优惠政策迟迟没有出台。”不过，据其透露，商业养老保险税优政策即将出台，时间预计在12月底。

提高最低缴费年限或为改革新选项

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全社会不可回避的重大转折，尤其在中国，不仅“未富先老”，而且老龄化速度比所有发达国家相对都要快。因此，需要全体社会成员来承担这种社会变迁的成本。那么，民众最能接受政府采取的哪种措施来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支付压力呢?

通过调查发现，目前接受程度最高的是“提高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费率”，支持者高达29.2%，其次是“提高获得退休金的最低缴费年限”，支持率为27.5%。与之对比，“延迟退休年龄”和“降低退休金”是最不能接受的选项，支持率仅为15.7%和2.4%。

对此报告分析，“"提高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费率"不直接表现为个人负担，而是由企业来承担，是基于个人理性的选择。但是，考虑缴费费率的提高必然带动用工成本的增加，削弱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并不具备集体理性，所以不足取。"提高获得退休金的最低缴费年限"则为改革提供了新的选项。"延迟退休年龄"和"降低退休金"支持率最低则是福利刚性的必然结果，尤其是后者，难以顺利实施。因此对于延迟退休年龄需要通盘考虑，出台方案一定要慎之又慎，但这并不否认延迟退休的必要性。”

值得一提的是，“养老金保值增值”成为职工最期望未来10年改革的内容，支持的比例高达26.0%，明显高于其选项，说明职工对未来养老金能否足额发放最为关心。此前不久，国务院已经发布实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养老金市场化投资即将完全进入运作阶段。

另外，报告提及，“不同国家、不同制度模式，政府、企业和个人所承担的养老责任不尽相同。不过，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出现，政府的责任在下降却是不争的事实，关键是民众是否能够正确和理性看待这种变化或预期。”

调查数据显示，职工对这种变化表示非常认同的为7.7%，较为认同的为17.5%，有一点认同的为23.8%，不太认同的为39.2%，非常不认同的为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