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资寿险公司市场占比不足5% 过半历经股权变化

换句话说，仅有11家合资寿险公司从开业至今没有变更过股东，而这11家中，有5家为近五年才设立的公司。

外资寿险在中国市场发展已接近20年，最早设立的一批如1996年的中宏人寿，最新设立的一家如2013年的徳华安顾。截至目前，共计28家外资寿险公司在国内开业，除友邦寿险外，其他均为合资公司。

但合资寿险公司在国内市场发展仍有难度，根据保监会公布的最新数据看，28家外资寿险公司的市场份额合计仅为4.7%。合资寿险公司发展缓慢，中外股东频繁变更、战略摇摆不定是关键因素之一。

从合资公司刚成立时的股东属性来看，多为石油、航空、矿业等国企、央企与发达国家的成熟保险公司以50：50的比例进行合资，如中信集团与英国保诚、中油财务公司与意大利忠利保险、中粮集团与英国英杰华保险等。

而从变更之后的股东属性来看，中方部分国企退出，转由大型银行和民资接棒者较多，如工行、交行、招行、同方股份、鸿商集团等。有七家合资公司的外资股东股权受到稀释甚至全部转让，包括美国纽约人寿全部退出，法国人寿、新加坡大东方分别让出一半股权等。

“50：50”股权比例渐破

合资寿险发起设立时，基本都按照中外资“50：50”的持股比例设定。但正是因为这样“势均力敌”的持股比例，加上国内与成熟保险市场完全迥异的环境，使得合资公司经营思路往往摇摆不定。

从股权变化表中可以看出，一些经营较稳定的合资寿险，尽管规模尚小但已经实现盈利，例如信诚人寿、中意人寿、中英人寿、中宏人寿等。

其他50：50的寿险公司，通过股权转让，大部分打破了最初的比例设定，即一定要有一方股东处于控股地位，例如银行系进驻，工行收购金盛人寿60%股权，原股东法国安盛和中国五矿集团，都做了不同程度的股权让步;交通银行收购中保康联时，起初只是整体受让中国人寿持有的51%股权，不久后又从澳大利亚康联集团处受让了11.5%股权，即外资由原来的49%降到了37.5%。

再如民资系进驻，中法人寿原股东中国国家邮政局和法国人寿，都有退出意愿，长达数年谈判和竞价之后，由上海鸿商集团受让50%股权，九鼎资产受让25%，法国人寿则最终保留了25%。

截至目前，打破原有50：50比例限制的公司已经有10家左右。

“因为想要大比例持股，只有合资公司可以选，但50：50持股模式之下，有股权转让意愿的公司，大部分是双方经营理念不合，僵持不下的。”一位正在寻找寿险股权投资机会的机构人员说。

实际上50：50的比例很难突破，要么是极具渠道优势的银行资本，要么就是出价极具竞争力的民间资本，其他很难打破原有股权比例。

例如海康人寿，原股东中海油将50%股权转给同方股份，更名后的同方全球人寿，股权比例仍为50：50。

再如中荷人寿和瑞泰人寿，这两家公司中外双方股东都分别转让过所持股权，除名称外，股东和管理团队也频有变动。2002年成立的中荷人寿前身为首创安泰。2009年其大股东首创集团将股权转让给北京银行，2014年其另一家发起股东ING集团的股权转让给巴黎银行。

瑞泰人寿成立于2004年，2010年中方股东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将50%的股权转给国电资本控股，2013年，外方股东斯堪的亚公共保险又将50%股权转给耆卫人寿保险(南非)有限公司。

七家外资股权稀释或退出

合资寿险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在不断下降。据21世纪经济报道最者梳理，除光大永明人寿、建信人寿(原太平洋安泰人寿)已经改制为中资公司外，股权曾有变化的14家公司中，有7家的外资股权被稀释或主动退出。

其中包括法国安盛持有工银安盛的比例下滑到27.5%;澳大利亚康联集团持股交银康联的比例下降至37.5%;日本明治安田生命保险持股北大方正人寿的比例下降至29%，而在日本明治安田保险之前，美国纽约人寿已经完全转让出50%的北大方正人寿的股权(当时为海尔纽约人寿50%股权);新加坡大东方人寿持股中新大东方的比例下降至25%，日本生命保险持股长生人寿的比例下降至30%，法国人寿持股中法人寿的比例下降至25%。

从现有股权变动情况来看，外资寿险也逐渐分为三类：

其一，银行系。其借助银行股东的客户资源和渠道规模得以迅速扩张。工银安盛今年前8个月规模保费达到166亿，排名合资寿险之首，所有寿险公司中排名21;隶属银行系的还有招商信诺、中荷人寿、交银康联，加上改制的光大永明和建信人寿，都迅速实现了盈利。

股权一直稳定并与外方理念融合较好的，是21世纪伊始成立的合资公司。中宏、大都会和信诚人寿等为代表，重视并坚持培养代理人渠道，新成立的徳华安顾亦重点耕耘个险渠道。汇丰人寿在2013年停止了代理人渠道，专注于通过汇丰和恒生银行开发高端人群的保障业务。

新兴出现的是民资控股的合资寿险公司，这类主要集中在2008年之后成立的合资寿险公司，以及通过受让股权实现民资控股的公司。主要有复星保德信、北大方正人寿、中法人寿等。

有业内人士分析称，民资的参与，有利于增加合资公司的投资渠道和资源，中方股东具有稳定现金流的融资项目，以及基础设施能源项目来扩大投资范围的优势，分散风险，提升收益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