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辞官自述：养老保险并轨后待遇不特别了

法院官员为何重做教授

公务员收入虽然高一点，但不自由，不能在外兼职，法院领导出国要审批，高校羁绊就要少得多。

胡充寒，男，湖南岳阳人，生于1965年1月，曾任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2004年任广东佛山市中级人民副院长，2012年任佛山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2013年9月，他辞去公务员身份，再次回到高校，担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教授。

这次辞去法院副院长职务，对我来说只是回到了我一直想回的讲台。此前我一直在大学教书，1997年，我32岁时就被评为湘潭大学的法学教授。1998年，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原佛山大学)准备创办政法学院，向我发出了邀约，我觉得是个机会，就南下广东了。

2002年，佛山科技学院政法学院正式成立，我被任命为院长，属正处级。本来在此一施手脚，但没过多久，又面临着新的机会。2004年，佛山市委组织部找我谈话，打算调我到佛山中院担任副院长。

本来我不想去，我的兴趣是做学问，不想当官;而且我还是兼职律师，当了几个企业的顾问，一旦进法院，兼职就得放弃，收入也会受影响。但我又想体验下法官这份职业，觉得学院跟法院之间总是隔着一层，想知道究竟差别在哪里。

我就提出在学校和法院两边都兼着的要求，既当法官又当教授。但市领导不同意，要求去法院就必须将人事关系全部调过去。出于对法院的好奇，我最后下决心去了法院。

在法院期间，除了刑庭，其他的部门我几乎都分管过，还是法院的新闻发言人。

去了后，我很快就发现不行，法院的行政化倾向很明显，一天到晚各种文山会海。我告诫自己不要体验太长，时间长了人容易变虚，会荒废学业。2008年我就提出要回到学校，但领导说不行，因为当时正赶上换届，需要保持稳定。

一直拖到2012年，又赶上换届，这时我已在副院长位置上干了两届，需要调整一下。我虽然是正处级，但职务并不是“正处职”。法院院长是副厅级，只有党组副书记兼常务副院长是正处职，我是民主党派，兼着九三学社佛山市委的副主委，不可能成为党组副书记的。

要成为正处职的干部，就得离开法院。后来，佛山市委安排我去政协，担任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酝酿时我不知道，最后才告诉我。

去了政协后，我又开始想着离开。在法院担任副院长期间，我读完了知识产权博士学位，并在2010年成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导师。

2013年7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正式同意我过去。9月，我向佛山市政协递交了辞职报告。政协领导极力挽留，认为我还年轻，能力很强，机会还有很多，也说了“很快就要换届”的话，我明白这句话的意思。现在的九三学社佛山市委主委，兼任佛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如果留下，换届时我也可能有同样的机会官居副厅级。

我就跟领导说，讲台是最适合我的舞台，不在乎等一个行政级别。政协领导、市委领导找我谈了几次后，发现我确实想走，就在2013年11月批准了我的辞呈。

2013年11月1日开始，我正式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领工资。原来在法院每年的工资收入有二十多万，到了高校只有十几万。

但我跟年轻人不一样，经济方面已没有什么压力，换工作，收入不是最主要的考虑因素，而是个人兴趣。公务员收入虽然高一点，但不自由，不能在外兼职，法院领导出国要审批，高校羁绊就要少得多。

虽然我的兴趣在学术，但我不认为在法院的10年，耽误了我做学问。这10年高校评价机制不行，老师们都忙于发表论文，应付评职称。如果我这10年都呆在高校，估计也是做这些事。

重回高校，我觉得学校机制是悲哀的。我现在可以做到觉得有价值的文章才去写，但对年轻人，还是要鼓励他们多写，并希望他们尽量多写点有价值的文章。

法院的任职经历，让我开始反思我们到底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过去我们讲“通识教育”，但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进行的是“法学教育”，而社会上需要的是“法律人才”，是实用型、高素质、国际化的法律人才，这是我们法学院应该多培养的人才。但在10年前，我可能会更加注重培养“法学人才”，鼓励学生考研、读博。

回头看，法院的10年对我还是有很大启发的，至少对中国的法治现状有了直观印象，在法院期间，经常面对不同的信访人员，也让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法治建设的难处和痛处。

股级干部的压力和选择

2012年底“八项规定”后到乡镇吃喝少，也没人发烟，不少同事开玩笑说“没油水”了。

萧葫(化名)，男，40岁，中部某县股级干部，已经停薪留职两年，一直在北京打工，准备彻底辞职。

我是1995年从省农业大学大专毕业的，毕业后回到了老家。那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县，虽然财政收入进入全省前十名，但至今还保留着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的帽子。

参加工作后，我一直想在仕途上有所收获，首先要弥补学历的不足，我通过自学拿到了本科文凭，但在地方，如果没有一点关系，想往上走真的很难。我目前的身份还是县农委下属一个二级单位的副主任，主任是副科级，我这个副主任也就是个股级。

这些年县里组织过各种公考，我也参加过几次考试，有一年报考了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这是一个副科级岗位，我笔试是第二名，面试的感觉也不错，但最终没被录用。

在县里工作，经常去乡镇检查工作，完了吃喝。我们那边有个非常不好的风气，只要请客吃饭，必须给每人发一包香烟，哪怕是坐着一个7岁的小孩，也要给一包烟，民间婚丧嫁娶是这样，官方的请客更是这样。玉溪牌现在拿不出手了，一般是“硬中华”，讲究点就是“软中华”。

我们在县里谋差的“好处”之一，就是家里香烟不断供。我本人不抽烟，但家里来客可以招待，逢年过节送长辈、送朋友省得买了。2012年底“八项规定”后到乡镇吃喝少，也没人发烟，不少同事开玩笑说“没油水”了。

我平时喜欢写点小文章，2012年市里日报准备开一个我们县的专版，每周一期，当时县委宣传部问我愿不愿意去当负责人，但级别升不了，我想自己快40岁了，换个地方升不了级别意义不大，就没过去。

我们县是人口外流大县，全县有50万青壮年常年在外打工。我兄妹三人，姐姐、姐夫在广东的民营企业打工，已是公司高管，年薪都三十多万元，公司配车，还提供了别墅作宿舍。后来我弟弟也过去了，现在一年也有十多万的收入。我几个表哥早年在北京收废品，现在都注册了公司，每年收入能有上千万。

而我在老家呆着，官升不上去，工资涨不上去，现在每个月2000元，跟他们比起来压力不小。

2013年初，我决定出来闯一闯，就去我表哥那里。说实话，我对公务员的身份还是有点留恋的，觉得将来养老更有保障，于是跟单位领导请假。领导答应了，但我也自己也很识相，请假期间单位给我发的工资，我全部拿出来，让单位给同事们发福利，这样在外才踏实。

在北京我给表哥管财务，实际上跟个看大门的差不多，一天24小时待命，有车进厂装货随时都要开门，帮他们接电话，去机场接人，什么活都干，一点空闲都没有。今年夏天好不容易去广州姐姐那里，准备休息几天，上午飞机刚落地，下午就被叫回北京了，因为厂里实在太忙了。

尽管忙，但现在每年有10万的收入，我也觉得可以接受。我也知道不可能一直这样请假在外面打工，早晚会被外面知道的。这边发展得好，我还是打算回去将工作彻底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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